按照流程，“马识途”、“王火”等大家在主持人的介绍下，向新人作家寄语，而台下众人则用掌声表示欢迎。
之后宣布这次研讨会的主题：战争，尤其是南方边境的冲突战争。
这个主题已经流传了出去，众人早已知晓。余切的小说《我和他们在一起》已经写了个开头。
马识途主动说明为什么要选择“战争”该主题，他简单重复了一遍当时在编辑室的争论。
然后话锋一转，谈到了文学的作用：
“文学有两个作用，一个是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，另一个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恰当的引导，希望你们以后写出来的作品能兼而有之。”
“有人会问，表达自我也很重要，描述自己过得不好，也很重要，你不让我说，这不公平……确实，这不公平，但大家都拿着国家的津贴，这钱又来自于群众，工人抠的螺丝钉，农民抠的苞谷粒……从他们吃的用的里面抠出来的。”
“所以，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写文章首先要满足群众的需要。”
“群众需要你反思的时候，你就反思，现在时代变了，群众都向前看了，你当然也可以发你自己的牢骚嘛，但是要适度，主要是向前看！”
马识途这番观点倒是很像写网文的。
抛开那些带有时代特色的词，马识途的话可以总结为“我是个写小说的，我也只是个写小说的。”
所以，一切向读者老爷的需求看齐。
现今伤痕文学是大势，最少还有两年才能转弯，马识途却能提前点出来。
一些作家有“我就是民”，然后“为民请命”的想法，等到作品不受欢迎的时候又气急败坏，认为“我把你们宠坏了”，或是批评衣食父母“思想配得上苦难”。
如果从过去的经历来讲，马识途比很多人有资格写伤痕文，他最有名的作品《夜谭十记》前后经过四十年，文稿几度丢失，但是在过去几年，疗养院的马识途最终还是选择了重写《夜谭十记》，其中的《盗官记》在许多年后被改编为电影《让子弹飞》。
而对于这本书文稿的离奇遭遇，以及本人的遭遇，马识途本人只是在后记中轻飘飘的提了一笔：“我和我文稿的命运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……它几经劫难，终于获得了出世的权利。”
在104岁的时候，因为和原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的约定，《夜谭十记》得有个续集，于是马识途开始了《夜谭续记》的写作，完成后，马识途已经106岁。
他和上古年间的作家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，当过正儿八经的地下党，却活到了带货直播的2024年，真真是活化石。
完成《夜谭续记》后几年，马识途也许是耗光了生命力，就此离去。
除了马识途，其他人亦有对青年作家的寄语，最后一个人是《红岩》杂志的总编辑黄兴邦。
这个人随便扯了几句场面话，就开始问：“余切老师来没来？”
台下一片人头耸动。
大家左右张望，“余切”是谁？
阿莱惊呆了，指着余切说不出话。
人群中有人伸出手。
于是黄兴邦放心了，他说，“请余老师到前台来。”
在黄兴邦的内心活动中，他想过余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黄兴邦是阅人无数的老编辑，根据文风来识人，这是他无可避免的本能，也是乐趣。
犹如八十年代举办的蒙面歌王比赛，只是，是鸽王不是歌王，猜的是文字，而不是歌喉。
老作家们的马甲太多了，仅仅李尧棠一人，就有七八个马甲。而熟稔的编辑，偏偏可以看一段话，猜到是哪个作家。
余切首先可能是乡村教师、基层公务员、国企职工一类的摸鱼选手。
因为这一时期大量作家出自此身份，要写作，首先得空出脑子，要空出脑子，首先不能在地里、厂里干重活。
也就是说，你首先得不事生产靠公家养着，然后你才能写出好东西。
一边干重体力活，一边思考宇宙和星空，那是奇迹。
阿莱就是这种情况，年轻的小牛马为了不做老牛马，发奋攻读了中专学位。
后来的俞华、路垚也类似。
俞华曾经绘声绘色的描述自己如何为了躲避工作，好好读书，去到了理想单位摸鱼。
余切可能是大院子弟、高干家庭，遇见过小混混，大混混，见识过江湖——考虑到余切所在的万县是个小地方，那他是小院子弟、低干家庭。
也可能，余切身体有重大疾病，因此，他产生了足够多的时间来创作文学和感悟人生。
譬如“当然，那不是我。但是，那不是我吗？”的铁生。
余切也可能是马识途的小号，两人文风太像，还是一个地方的人——但是，马识途本人就在台上，马老虽是个老顽童，但不至于抽象到这个地步。
最疯狂的设想是，作者余切确实混过江湖，侥幸没挨枪子儿，而今他金盆洗手了，写了一篇回忆文。
然而，现实往往比设想更加疯狂。
当二十岁的余切从左边儿的阶梯上来时，黄兴邦主编看到了一张充满胶原蛋白的脸，他轮廓分明，皮肤没有经受任何烟酒的摧残，发际线也健康无比。
他是那种可以凭借肖像照登上《当代》杂志封面的电影明星，而不是凭文字赚钱的苦哈哈。
黄兴邦情不自禁追问：“你是余切同志吗？还是他的大侄子。”
“我就是余切。”
黄兴邦没有想过余切会是一个年轻到爆表的人。他失态的问：“《天若有情》是你写的？”
“我写的。”
“写的什么？”
“小混混华，港地女富豪，婚纱……”
“行了，”黄兴邦让余切赶紧打住，“你别说了。”
“我相信你是余切了，只是没想到，”黄兴邦仍然在感慨，“余切居然能有这么年轻。”
“同志们！”黄兴邦不忘记朝台下的人介绍，“余切……余老师有一篇文章正要在十月的《红岩》上发表，到时候各位可以去看看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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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切因为黄兴邦的介绍在研讨会中出了名。他是个低调的人，然而，眼下他低调不起来。
燕大经济系，二十岁，有省刊作品。
为什么有人能这么顺利？
写诗是有少而成材者的，写传统小说就不容易了，前者需抓住一丝灵感的火花，于是一句话，一段话也能成为小诗，而写故事则截然相反，需对社会、人性、物质等具备起码的认知和感悟。
从和尚到入佛，需有红尘历练，不历红尘而空念经，成不了佛。
成佛也要讲基本法的。
人类的七宗罪，世间的酸甜苦辣，未经过几许，却能结出美丽的果，写出饱满真实的作品，叫人怎么能相信呢？
黄兴邦打听到余切还有一篇《高考1977》，据说，是两三天内完成的随笔之作。
这篇文是约稿，应该已发表在当地报社上。
黄兴邦托人找来了当时的报纸，并且得知消息，在渝市日报也刊登该文后，创刊不久的《青年文学》即将转载这一篇文。
他还发现，名为余切的年轻作家竟是燕大学生！状元！
从发表的速度来看，凭借着高考季的火热，全国落榜生和大一新生翘首以盼，使得《高考1977》比《天若有情》还要刊登得快，是后发先至。
余切的报告全文也被转载多次。
“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，是一座山。”
“当你背单词时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算数学时，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；当你晚自习时，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……”
看完这番话时，黄兴邦正躺在藤椅上，静静地，并抽了一根烟。他要去找余切。